商鞅方升

戰國 公元前344年
通長 18.7厘米,內口長 12.5厘米,寬 7厘米,
高 2.3厘米,容積 202.15立方厘米

商君之法

商鞅方升,舊名商鞅量,是商鞅為秦變法統一度量衡時所監制的標準量器。升呈長方形,一側有中空柄,其余三側及底面皆刻有銘文(圖組1)。量,是計量物體容積的器具,古代量器多用于計算農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換和農業賦稅的重要參照物。升,是較為通行的容量單位,最早見于戰國后期刻有銘文的量器和記容器物上(圖組2)。商鞅方升因其翔實的銘文、精密的制作和明確記錄的容積而被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國家級標準器。

方升刻有兩組銘文,其時間相隔一百多年,為我們了解這件器物提供了非常關鍵的線索。第一組銘文在器側及器柄對邊(圖組3),內容為:"十八年,齊?(率)卿大夫(合文)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重泉。”為鑄造量器后所刻。

這條銘文清晰地交代了方升的制造者、時代以及器物的用途及容積。大良造是秦孝公時秦國最高的官職,掌握軍政大權,而“大良造鞅”指的便是商鞅。上海博物館另收藏有兩件商鞅任大良造時制作的青銅器,一件為秦孝公十三年造的商鞅戟(圖組4),另一件為秦孝公十六年鑄造的商鞅鈹(圖5)。這兩件有明確紀年的青銅兵器幫助我們更為連貫地梳理了商鞅的年表信息(表1)。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說的正是秦孝公十年,衛鞅率軍包圍魏國的安邑,使其投降于秦國,從而被秦孝公封為大良造。衛鞅即商鞅,衛國人,名鞅,公孫氏,因此亦稱公孫鞅,后因河西之戰的勝利而獲封商君之稱。據《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意在強秦,對外發布求賢令,商鞅自魏國入秦說服孝公變革,孝公三年(即公元前359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 (《史記?商君列傳》)。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被封為大良造。十二年起(公元前350年),秦國遷都咸陽開始進行第二次變法,“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史記?商君列傳》),廢除舊的井田制,建立新的阡陌封疆,實行平等的賦稅制度,統一度量衡。這件商鞅方升便是當時頒布標準度量衡的實物證明,也是商鞅變法的重要物證。

此外,銘文前半部分則交代了器物的制造時間為秦孝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44年),正值齊國卿大夫使團到訪。計量史專家丘光明認為或許可以根據銘文內容推測,這一年齊國派卿大夫組成的交流團訪秦正是商討度量衡變革統一的相關問題,因為根據現有資料可知,齊國的容量制度在戰國后期確實有從四進制和十進制同時并用發展為統一使用十進制的變化。當然,“齊率卿大夫眾來聘”與方升的制造也可能并無關聯,只是古人歷史紀年的常用方式,即通過紀錄年內一件國家大事來標記對應年份。

銘文還記載了器物制造或使用的地點:重泉。《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落城重泉”,可知重泉為地名,在今陜西蒲城縣。(地圖1

位于器物右壁的銘文內容“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則交代了方升的容積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規定了一升的容積。對照容積實測數據,商鞅方升容積為202.15立方厘米,通長18.7厘米,內口長12.4774厘米,寬6.9742厘米,深2.323厘米。由于目前先秦時期的尺度較難進行實物考證,僅存的戰國尺精度也比較粗糙,故按照新莽時期“劉歆銅斛尺”(衍生閱讀1:劉歆銅斛尺)的理想計數(每尺約為23.1厘米)計量,方升的尺寸可以換算為5.4寸*3寸 *1寸,得到的結果正是16.2寸,與方升自銘的容積數值相符。當然實際情況仍然受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因年代久遠導致的變形和積銹也會造成一定的誤差。《漢書?律歷志》中提到,“量者……以度數審其容”,說明最晚到漢代人們已經認識到容量不同于長度,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其數值可以通過對容器度量長短的測量推導得出,這件戰國方升體現了這一計量思想。

綜上,對第一次所刻銘文的內容我們可以理解為:孝公十八年,齊國派遣使團至秦國商議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監制了這件標準量器。該方升的容積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一升的容量)。方升用于重泉。

這件方升的歷史價值不僅在于它是商鞅變法的重要物證,還體現在它被連續使用了120多年之久,更是成為了秦始皇法令的標準參照。方升的第二組銘文是秦王政26年的詔書,位于器物底部及第一組銘文的對邊:(圖組6)“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隗狀)、綰(王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臨。”據此可知,秦王政26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后,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狀和王綰將商鞅既定的標準推行至全國,代替列國復雜的量制,并將此詔加刻于方升,與文獻所記載“二十六年……秦處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的記載互證。 方升原先的收藏者龔心銘(衍生閱讀2:收藏故事)先生是銘文最早的識讀者,他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對兩次篆刻的銘文進行了分析,對于秦始皇加刻的這一段文字,龔先生認為:“按此詔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詔李斯改小篆所鑿,故文字較肥,而前詔文細,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鐘鼎筆意,重泉二字似與前詔同時刻,臨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繼又用于臨)。”指出方升使用的地方雖然由重泉改至臨地,但度量衡標準仍以本原貌。

歷史上對于商鞅變法有不同的功過評判:《戰國策》稱贊商鞅“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太史公則評價商鞅“刻薄”、“少恩”。但是必須看到的是,商鞅之法跨越了一個多世紀,仍然在發揮它的作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另一件秦始皇時期的量器“始皇詔銅方升”(圖組12),其器型與商鞅方升相似,容積為215.65毫升,外壁一側所刻銘文也同商鞅方升秦始皇銘文相同,可以說明始皇兼并天下后,沿用了商鞅時所定的容量單位、單位量值及標準器形,正可謂“商君雖死,秦法未敗”。

法者,國之權衡也

一部度量衡史其實也是一部標準物的演變史,無論是商鞅方升,還是決定我們今天現代社會度量衡的國際單位制的原器,它們都在推進度量衡統一的進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實物角色。《管子?侈靡篇》中提到:“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說的正是法規對于度量衡的保障。缺乏一個統一的權威標準,便容易導致“南人適北,視升為斗”的尷尬。

根據參照的對象,我們將度量衡史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自然物為標準,后一個階段則以人造物為標準。最早,我們的古人以自然物為標準,最原始、直接的便是以自己的手足來丈量:例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八尺)”,容量方面則有“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但人們逐漸發現個體的差異使這個標準并不可靠,因此開始尋求人體以外相對固定的自然物,如絲、毛、黍、粟作為標準,日常的盛器也會臨時被征用。又經過了漫長的階段,才逐漸脫離自然物,轉而以人造物為標準,也就慢慢有了度量衡標準器的萌芽(圖組13)。

度量衡的標準從古到今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遷,呈現出多元性。即使就同一時期來說,也有區域差異。以戰國時期的量制為例,當時各國的量制不僅使用的單位不同,進位關系亦不一。丘光明對戰國時期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發現光是涉及到的容量單位就有二十多種,如斞、匊、升、溢、豆、區、盆、斗、觳、釜、斛、桶、鬴、庾、藪、鐘、秉、筥、稯、秅、鼓等;所記各國的容量又有二、四、五、十、十六等進位的區分,十分復雜。以出土于咸陽市塔兒坡遺址的安邑下官銅鍾為例(圖組14),它們保留了在原使用地的記容銘文和后來秦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按照秦國標準對容器進行重新測量和加刻的信息,一器上先后兩條銘文的對比,不但反映了秦對統一度量標準、校對測定的重視,也能因此看到各地標準的不同。

盡管現存的戰國量(容)器尚不能為我們全面、準確地還原各個區域的量制,但它們是我們接近這一歷史真實的重要實物資料。在對過去的量制進行梳理時,除了參考量器實物外,刻有容積信息的陶容器、青銅容器也是非常關鍵的線索(表2-1)。我們以地圖的形式(表2-2)對戰國時期各地區的量制進行簡單示意。若是把各個量器的容積暫按照秦、齊區域的標準折合成每升來看,可得單位量值在200毫升上下,只是不同國家之間仍然存在差異。

了解當時中國各地度量衡的錯綜復雜,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度量衡改革統一的必要性,但單從度量衡史的角度來理解方升制造的原因以及意義仍是不夠的。《管子?國蓄》中提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管仲認為,如果百姓可以獲取利益的途徑只有一個,那么整個國家便能擰成一股繩,變得無敵。《商君書?農戰》中也能找到相同的觀點:“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在商鞅看來,引導秦國百姓萬眾一心去做一件事可以強秦。他不認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理念,而是堅持“以農戰為本,賞刑為用,而法治為體”,其變法十分重要的一項舉措便是重本(農)抑末(商),發展農業而抑制工商業。他開阡陌封疆,實行土地私有制,開墾荒地,集全國之力走農耕之路發展秦國的生產力。實行平等的賦稅、統一度量衡的舉措其實都是鼓勵農耕的必要手段:為了使全國的精力專注于農耕,秦國亟需一個公平的標準來幫助農民計算他們的土地面積,并且規范賦稅等經濟交換行為。這個“標準”便屬于我們所說的法治。歷史上官吏利用度量標準的不規范與百姓爭利的事端屢見不鮮,而商鞅正是通過國家立法來保障農民的利益不受官吏的剝削,所謂“治法明,則官無邪”。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從戰國七雄脫穎而出兼并天下,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將秦國的法制推行至了全國。過去多年的考古挖掘中,除了陜西、甘肅的許多秦國舊址外,齊國、趙國、越國的故地,以及內蒙古赤峰市,哲里木盟的古城遺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的出土,正是商鞅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礎。而后“漢承秦制”,漢代的度量衡是秦代的延續和發展。西漢時期,劉歆整理了秦漢以來的度量衡制度,后被班固選載入《漢書?律歷志》,成為我國第一部度量衡專著。一直到今天的中國,雖然單位值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改變,但是基本單位以及進位關系則被今天的我們所繼承。兩千多年前由商鞅所確立的標準仍然在發揮著它的作用。

本期撰稿編輯:秋慧婷